第六百八十章 徐麒耀教子篇七条 (第7/8页)

是会那般做，这是他的性格使然，但他已经为官三十余年，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挥斥方遒，意气风发的少年郎，此时的他，有些后悔的是，当初没体谅太宗皇帝的难处。

    于谦斟酌了一番，才郑重的说道：“陛下，这天下官吏多数都是徐麒耀之浊流，陈宗卿之清流少之甚少，臣以为兴安大珰所言，长卷加以杭州二字，不失为一种折中之法。”

    “两宋之时，党锢之祸沸反盈天，司马光录了元丰党籍，蔡京立元祐党人碑，刻石记名。”

    “党锢，党锢，坏国根苗。”

    当然陈宗卿是清流，但是又和朝中的清流追求不太相同。

    都察院、翰林院的那帮只知道高谈阔论的科道言官，把清流这两个字给弄脏了。

    改变不了事实，就改变定义，这种事对于读书人而言，都是本能。

    于谦这番话是深思熟虑的。

    北宋晚期，王安石变法、司马光反攻倒算弄了个元丰党籍给王安石拉清单，章惇复行元丰新法，又把司马光弄成了jianian人。

    这不料宋哲宗早逝，也无子嗣，这端王赵佶轻佻却成了皇帝，党锢之祸最终出现了刻石记名的元祐党人碑。

    这段党锢之祸最终把北宋国力耗尽，终酿南宋偏安，神州陆沉。

    “嗯，有理。”朱祁钰提笔，在长卷的城门之上，加上了杭州二字。

    朱祁钰听明白了于谦的劝谏，北宋党争，从政见之争演变为动辄生死的党锢之祸，其实就是价值观撕裂的具体表现。

    朱祁钰这幅画，一杆子打翻了一船的人，但是在城门上加上这杭州两个字，就成为了特定时间、特定事件的铭刻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效果大约等同于当初朱元璋剥皮揎草，放在土地庙和城隍庙里，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