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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不值钱的饭碗就是一块破铜烂铁，早就该摔碎了，淘汰了。

    瞿嘉时常能路过厂区的大门。他都看得到。

    他们厂一位工龄近三十年的大叔，也是当年十六岁进厂，拖着一副自己改装的带四个小轱辘的担架，一路几公里拖到厂门口。担架上坐着他媳妇，大约是患了尿毒症需要每月做透析，从早上坐到晌晚，这是管厂领导索要工伤补偿和大病报销的医药费呢。

    那大叔逢人便哑着嗓子唠叨：“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媳妇儿怎么办？……我也不能就把她拉回家去掐死啊！……”

    当然，也有抓住了不同际遇从这个厂子跳出去，阔气了发达了的，比如他们厂办的小领导，老蔡师傅那位媳妇。老蔡媳妇提前听见风声，在工龄补偿的高点上拿到一笔钱，主动办了病退，本来就不想再上班。

    小池子已经盛不下金龙鱼。后来才听老同事们八卦，老蔡媳妇本身并没学历，除了擅长办公室斗争就没有别的能耐，和周凤城周工程师凭本事跳槽的情况又不一样。据说，是老蔡家生了个命好的闺女，在酒店做服务员领班时，趁着港澳回归的东风跟了一位香港老板，麻雀一夜就变了凤凰，现在全家搬出职工家属楼，搬去亮马河那边的一栋复式公寓豪宅了。

    瞿连娣仍然每天正点出门，晚上差不多时间回家。

    也有厂子里差不多年龄和工龄的女同事过来找瞿师傅。很多人时常凑到一起商量，写大字报诉求，在工会大礼堂开会商讨，去厂领导办公室门口轮番“站岗”……

    据说还曾经集体签名上书，给劳动局人事局的领导写材料，给市里领导写请愿书。要工作，要医保，要退休工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