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从头再来】 （68-70） (第11/13页)

被打昏过去了，咕咚一声跌倒在地上。大约十分钟后，她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发现自己靠墙坐在地上，两只手被反绑在身后，屋里的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。她抬头一看，一个五十出头的面目狰狞的男人站在她面前，正居高临下地盯着她。

    “谭德明！你竟敢偷袭我？你想要干什么？”

    谭德明是省公安局的原副局长。在快乐幸福团一案中，他因为与两个主犯的关系密切，被勒令停职，韩淑芳主持了对他的审查工作。

    谭德明的资历很老，办案经验丰富，他成功地销毁了自己与快乐幸福团来往的许多证据。因为毛公子死了，活着的廖公子又拒不坦白，所以无法确认他和快乐幸福团互相勾结的罪行。不过，在调查的过程中韩淑芳发现了他不少其他方面的问题。比如他平时在办案中徇私作弊，袒护嫌疑犯，威吓证人，收受贿赂等等。最终他受到了撤销所有职务的处分，但是没有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从那以后，韩淑芳就没有见到过他，只是听人说他一个人回老家去了。

    “谭德明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你这是恶意报复，是犯法的行为！我劝你赶紧悬崖勒马。”

    谭德明跨前一步，蹲下身子，抓住她的制服领子将她提了起来。‘啪’的一声，他重重地在她脸上打了一个耳光。

    “你这个婊子，快给我闭嘴！老子既然敢这么干，就是掌握了你和王局长的材料。” 他边说边挥舞着手里的一叠纸张，看样子像是公函。

    韩淑芳的心‘咯噔’一声，往下沉了下来。难道他找到那份东西啦？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她的脸被打肿了，刚进门时后脑上挨的一下现在还很痛，脑子里还在嗡嗡作响。可是她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她两眼紧紧地盯着谭德明手里的那一叠纸。

    “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背叛组织当叛徒啊！”

    “你不要造谣污蔑，我不是叛徒！”

    “哈哈，这可由不得你啊。只要我把这份东西往上一交，你和包庇你的王局长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审查！”

    韩淑芳想明白了，这姓谭的并没有拿到她的确凿把柄。不然的话，他早就向组织上递交材料了，而不会跑到她这里来乱翻东西。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牵涉到她早年和丈夫一起为党做地下工作时的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。

    那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事。她当时在重庆，是一名进步女青年。她被组织上发展为秘密党员，在重庆的大学里做青年学生的工作。后来，组织上让她和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地下工作者假扮夫妻，掩护他的身份。一年后他们坠入爱河，请示过上级后，他们正式结了婚。这人就是她的丈夫老汪，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的秘书。

    有一次老汪派她去另一个城市递送一份秘密文件。她到了那个联络点后，发现了不少可疑的人。她立刻断定，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敌人破坏了。她刚销毁了藏在身上的秘密文件，就被几个警察抓住了，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。她一口咬定自己是从乡下来寻找亲戚的。他们对她严刑逼供，她咬紧牙关挺了过来。

    警察局并没有她是共党分子的任何证据，几天后就把她放了。为了不暴露丈夫老汪，她去乡下的亲戚家躲了几天，等风声过去后才回到重庆。她没有向丈夫说自己被捕的事，只是说她发现情况不对，就销毁了文件，躲到乡下去了。丈夫夸奖了她，说她做得很好。她欺骗丈夫是因为她有难言之隐：在被捕期间，有两个警察多次强jianian了她。她很爱自己的丈夫，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，于是就瞒住了没有说。但是，这件事成了她的一个心病。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，她必须向上级报告自己被捕的事。让她为难的是，她的上级就是自己的丈夫。

    她一直因为这件事在心里自责，有好几次都想去找组织上说清楚。后来丈夫老汪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时牺牲了，她这才打消了向组织上坦白的念头。因为她知道，一旦坦白，她肯定会受到组织部门的调查，很可能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处分，甚至她丈夫的革命烈士的地位也会被蒙上一层阴影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女儿汪霞的前途也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的。

    文革开始后，目睹那些为党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遭遇，她确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可是，这并不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她白天努力工作，辛勤地为人民服务，夜里却经常做恶梦：不但梦见她被那两个警察jianianyin侮辱，还梦见自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，被定性为叛徒和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动分子。她头上戴着高帽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游街示众。

    两年前的一天，她的老上级王局长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给她看了一封四川省的组织部门发来的公函。信上说，有一个解放前当过警察的反革命分子在狱中病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