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 献策与谋臣的无奈 (第5/8页)

管人民是否占足限额土地，一律按照上述标准征收田租。

    只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不课田者，交纳“义米”，每户三斛；更远者交五斗；极远者交“算钱”，每人二十八文。

    占田、课田制的施行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    此制颁布后，出现了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。

    太康元年西晋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余，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余；到太康三年有户三百七十七万，增加一百三十多万户。

    表明在占田制实行后，许多流民注籍占田，使国家户籍剧增。

    而户籍剧增，便代表着国家的税收也增加了。

    史称当时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安居乐业，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，“牛马被野，余粮栖亩”，农村经济自汉末破坏之后，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    占田制的精神，一方面是限制官僚士族过度占田，另一方面则企图使小农占有一定耕地，以保证国家赋税收入。

    但是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其效果有限，对于官僚地主来说，可以通过品官占田荫客制，大量占有土地和依附人口，不足限额的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依限占足，超过限额的，在占田令中又没有规定任何惩处措施，官僚地主得以继续兼并土地，有利于士族地主经济的发展。

    因此，“园田水碓，周遍天下”的大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。

    石崇王恺，以及各地大世家大门阀依旧财力无限，权势滔天。

    不过占田制对于官僚士族兼并土地、人口毕竟有一定限制作用，西晋土地兼并不如两汉和东晋南朝剧烈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作用可以几乎忽略不计。

    农民虽